时代先锋

航天赤子孙家栋

人民网记者 余建斌 新华社记者 陈玉明
2010年12月17日08:4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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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人物简介

  孙家栋,1929年生,中科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探月工程高级顾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我国卫星事业和深空探测事业的开拓者,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并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

  

  听说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传奇人物。见过他的人,都忘不了他那温和的笑容、温暖的大手。     

  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东方红一号”开启中国太空时代,“嫦娥一号”迈出中国深空征程,40年100余颗中国星,他的“孩子”有34个。81岁时,他又拿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给自己打3分,在5分制里,这是个及格分。

  他就是孙家栋。     

  不是起点的起点

  2009年3月5日,钱学森给孙家栋写去一封信,98岁老人亲手签了名。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

  孙家栋一字一句细看,为钱学森在信中7次提及“您”这个称呼感动不已,心绪难平。

  1967年7月29日,一位姓汪的部队参谋驱车直接找到孙家栋,讲明来意,传达指示,随后又直接将他从北京南苑送到当时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从造导弹到放卫星,人生的转折,似乎也只是十几公里的距离而已。

  由钱学森推荐,在导弹设计领域已小有名气的孙家栋,38岁时受命领衔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现在看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工业水平、科技水平都有差距。”     

  孙家栋回忆说,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但从当时情形看,已经取得不错成绩的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由于受“文革”冲击几乎停顿。同时,由于卫星方案内容很多,加大复杂程度,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条件。卫星上的各种仪器研制进度不一致,一查有的仪器,甚至还没开始动手做。按照既定方案继续,到1970年很难完成。

  聂荣臻元帅万分焦急,于是找到钱学森,一定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     

  “钱老组织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得到一致意见,就是确保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方案需要简化。第一颗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时间来不及,科学目标可以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孙家栋说,这样卫星里面的仪器简化到最低程度,“感觉到可以拿下来。”

  “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寥寥12字,简洁概括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目标,以此形容初次接触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也十分贴切。

  当时的孙家栋就展露出擅长总体协调的能力。他选定的来自不同单位的18名技术人员,后来成为中国卫星发展史上著名的“十八勇士”,得到了毫无争议的认同,人们还敲锣打鼓把这些技术人员送来。

  “那时候分歧厉害,提名很难,最后凑巧,群众对名单没什么意见。”分析原因,孙家栋谦虚地说,“从工作需要出发选人,人们自然通情达理。” 

  随后,他又重新制订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方案需要有人拍板,孙家栋找到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直率而恳切地说:“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许多卫星产品研制单位流行把毛主席金属像章镶在生产工具上,继而又镶到产品上。这导致卫星重量超重,也极大影响卫星质量。虽然事关重大,但验收产品时,谁也不敢说出“毛主席像章影响卫星了”这句话。

  孙家栋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进展,为了是否该如实汇报像章的问题,他想了一夜。汇报时,图纸铺在地毯上,孙家栋蹲着给周总理讲解。周总理听得入神,也蹲下来细听。孙家栋趁机提了像章的事情。周总理听后同在场的人说:你们年轻人对毛主席尊重热爱是好事,但是大家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挂满毛主席的像。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挂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周总理一番话,最终解决了一个棘手难题。

  1970年4月24日,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消息传来,短时间内,天安门广场就挤满了激动万分的人群,人们争相传看人民日报号外。

  比较公允的评价是,如果按照原来方案,东方红一号卫星不可能在1970年发射成功,有人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

  “十八勇士”之一、后来成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轫说:“孙家栋是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的人,跟他在一起痛快!”

  已故的“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曾说起,孙家栋在年龄上虽然要比我们年轻许多,但他为人处事很谦虚,很低调,很注意用分析的态度倾听不同意见,所以在学术界经常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对孙家栋而言,“东方红一号”,意义最特殊,最难以忘怀。

  真正认识航天

  航天发射,每次坐在指挥大厅里,各个系统报告航天器状态,孙家栋就爱听两个字:“正常”。但“正常”背后,对“质量就是航天生命”的认识,是用几十年的血泪经验换来。     

  1974年11月5日,我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这是孙家栋航天生涯中漫长而难熬的一天。     

  离火箭点火发射还剩几十秒,卫星没有按照程序转入自己内部供电,这意味着火箭送上天的只是一个2吨重的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孙家栋脑子里“轰”的一声,这是天大的事情,他再也沉不住气,大喊“赶快停下来!”但按照航天发射程序,此时即使是孙家栋也没有发言权,他的喊停,既违反纪律,又冒着政治风险。发射场负责人尊重了孙家栋的意见,中止发射,检查并且排除了故障原因。

  下午组织火箭再一次发射。“没想到,转眼间火箭掉头就下来了,对爆炸那是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孙家栋说,幸亏还仗着火箭飞了21秒,否则整个发射场都没了。火箭随同卫星一起爆炸,所有人的数年心血随之化为灰烬。     

  孙家栋从地下指挥室出来,眼前情形让他难抑泪水:冰天冻地的西北戈壁滩,已是一片火海,脚下的地面都感觉发烫。掉着眼泪的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搞航天的难度。当时,太阳已经靠近大漠戈壁的地平线,夕阳似血,仿佛是人们心情的写照。

  三九天里,两百多人含着眼泪捡了三天,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小螺丝,小线头,都不放过,捡回来要把问题找出来。有的人心细,还拿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东西都筛出来。孙家栋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最后实验证明,确实是一截外表完好、内部断开的小小导线酿成了这场大爆炸。     

  这种事情影响中国航天几十年,也促成了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天界有一个5句话组成的故障归零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最厉害的是‘举一反三’,”孙家栋说,一个电子管零件坏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坏都不能用。“这是几十年血的教训积累。”     

  1975年11月26日,又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落在一片水稻田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还是靠看热闹的老大爷出主意,用两根长木头,人们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     

  人生不需要选择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43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苏联留学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血液霎时沸腾,“那时候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当初,因为等着吃学校里的一碗红烧肉,遇到报名参军的机会,孙家栋当天报名,当天入伍。之后到苏联留学,下定决心一辈子干航空,没想到回国后被选中造导弹,之后又转向放卫星,从此和航天结缘半个世纪。对孙家栋来说,热爱祖国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航天最困难的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连报纸也为航天鸣不平,讲“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孙家栋还真的收到过一封沈阳一位老大妈叫她儿子给写来的信,信上说:“我是卖茶鸡蛋的,听说你们搞航天的这么困难,我愿意把这几年卖茶鸡蛋挣的钱支援你。”     

  孙家栋看得直想掉眼泪。他给老大妈回了信,更重要的是,他再一次感到,任何一件事情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判别能力,基础就是对国家和事业的热爱。

  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从科技专家变成“商人”,和美国专家谈判,将中国航天引入世界舞台。

  “我第一次带着代表团到美国去推销我们的火箭,大家从技术人员变成了商人,也不太懂商人这个行当。咱们国家生活条件也很困难,出差一天的生活补助一到两美金,住宿的旅馆,外国人看来条件是比较低的。”孙家栋回忆说,那时候胆子真大,火箭还只是张草图就敢去推销。

  他找到几位爱国华侨,说中国火箭要走入国际市场,请他们帮忙介绍一些美国的客户。华侨们都很热情,但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住在这样的旅馆里头,准备跟人家谈几千万美元的生意,谁能相信你们?人家不单不相信你是共和国的副部长,还以为你是骗子。”最后华侨们帮忙,代表团住进了比较高级的酒店。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美国休斯空间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休斯公司的董事长说,休斯公司已经发射同步轨道卫星67颗,中国火箭的这次发射精度是最高的。     

  当时孙家栋坐在发射指挥大厅,当指挥员下达命令点火以后,大厅里面鸦雀无声,他甚至都能感觉到旁边几个人的心跳,这种极致的安静程度整整持续了24分钟。为什么会如此安静?后来一位老华侨的话或许给了孙家栋答案:“中国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  

  在经历过旧中国的孙家栋心里,中国火箭的成功,也将“洋火时代”抛在了身后。

  栋梁长于沃土

  孙家栋爱笑,嫦娥一号卫星系统副总指挥龙江说,孙家栋的微笑很有魅力,难以形容,却能感染众人。在好几张和钱学森的合影中,六七十岁的孙家栋咧嘴大笑,像个孩子。     

  “我们那时就像一帮孩子,在钱老指导和领导下工作。我当年刚来的时候,对导弹确实是一窍不通,看过一些资料,但真正地干,还不行。”孙家栋回忆说。 

  1958年,孙家栋从苏联留学回国。留学期间,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毕业,所有考试都是满分5分。但学航空的孙家栋回国后又被挑中去搞新中国第一颗导弹。

  “我搞导弹,前几年就是学习,向老同志学习,向周围同事学习。”之后被调去搞卫星,他还是继续向别人学习。       

  “我们航天精神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话,就是‘大力协同’。形成团队,除了共同学习,更要共同支持。离开集体的力量,个人将一事无成。”孙家栋说,航天事业风险非常大,但承担压力绝对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大家共同战斗。     

  孙家栋说,当年开始搞火箭、卫星,是卫星先做,还是卫星上的仪器先做,这么简单的事就搞不定。如果不是“你给我创造条件,我给你创造条件”,什么事都办不成,“中国航天真是一个集体。” 

  第一代航天人大概分为四个群体。一是以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为代表的科学家,来的时候都是40来岁,年富力强,起着带头作用。二是组建航天队伍时从部队里调来的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文化程度比较高,组织能力比较强。三是像孙家栋一样刚毕业的年轻人。四是一批有着工人阶级本色的老技术工人。

  孙家栋搞导弹时,研究室指导员原是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团政委,在海南一个县里当过武装部长,十多万人的大会上坐过主席台,来到这里却领导二三十个“大孩子”。

  “这批老革命确实为组建航天队伍起了重大作用,把队伍拉了起来,组织年轻人干事。”孙家栋说。困难时候,聂荣臻元帅给科技人员送来黄豆,要求这些政工干部一粒也不许碰,真就是一粒也没动过。

  如今的航天系统工程,遵循着“两总”也就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两条线,雏形可能就是来自当时政工行政干部和科技人员的共同配合。

  无论是造导弹还是放卫星,孙家栋长期负责航天工程总体技术,他对“总体”两字深明要义:“所谓总体,就是要用最可靠的技术、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有利的配合、最有效的适应性和最有远见的前瞻性,制订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证获得最好结果的一种方法和体制。”       

  航天事业是千人、万人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擅长“总体”,实际上正是融合团队、凝聚团队和发挥团队力量的一种能力。

  “他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人。”34岁就担任嫦娥一号卫星系统副总指挥的龙江说。通过航天工程实践,孙家栋培养了像龙江这样的一批优秀航天科技人才,不断充实到航天人团队中。在发掘年轻人这一点上,他和赏识他的钱学森有着相似之处。       

  “从第一枚火箭和第一颗卫星开始,钱老带领我们这支队伍,团结友爱,逐步形成了航天精神,这种精神现在还在传承。”孙家栋说,“我热爱我们的队伍,我们是心心相印。”    

  从一个圈飞向另一个圈

  航天人这一辈子,打失败了哭,打成功了也哭。

  2007年10月24日,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10余天后,经过40万公里的星际飞行,“嫦娥一号”顺利抵达月球并实现绕月。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

  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一刻,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镜头:孙家栋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孙家栋说,当时的心情,一方面为国家为民族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感觉到航天这个集体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这两种心情掺和在一起,加上压力突然一释放,感情就难以自抑。     

  2004年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孙家栋75岁。探月工程风险太大,很多人认为,这个工程一旦出现问题,已是“两弹一星”元勋的孙家栋70多岁前的辉煌历史会受影响。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他是怀着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满腔热情来的。”  

  “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第一次进入深空。卫星跑出40万公里,是第一次。以前所有卫星都只和地球有关系,属于双体运动。‘嫦娥’离开地球去月球,变成三体运动,也是第一次。”孙家栋肩上不能说没有压力。       

  当年“东方红一号”,完全可能早一些发射,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1969年底又用3个月时间对卫星进行质量复查研究,最后终于放心地把卫星放上天。足见第一次的难度。       

  孙家栋再次显露总设计师本事,化繁为简,创新利用现有的火箭、卫星和航天测控系统,确定了“嫦娥奔月”方案。当嫦娥卫星一发射出去,人们看到的是一串串数据,一条条曲线。但在孙家栋眼里,速度曲线往上抖或者往下抖,所代表的卫星状态,那是清清楚楚。卫星被月球成功捕获一刹那,速度值有个拐点,孙家栋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

  孙家栋外衣胸口经常别着一个航天标志的圆形徽章,标志中间是个类似火箭的形状,往外是三个圈,分别代表三个宇宙速度,也代表人类航天梦想的三个阶段。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       

  打完“嫦娥”后,孙家栋走到了最内圈和第二个圈之间:摆脱地球引力,活动空间扩展到了太阳系。“中国航天的下一个发展目标,应该是有能力到达太阳系的任何角落。”他说。

  传奇仍在继续

  2010年这一年,中国航天进入高密集发射阶段,仅北斗导航卫星,就计划发射5颗,已经发射了4颗。孙家栋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加上担任嫦娥二号任务的高级顾问,这一年光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81岁的他就已经去了17次。老伴给他买的布鞋,一年磨破好几双。         

  “我数也不数了,你走就走吧。”老伴魏素萍略带埋怨说,老了老了该歇歇了,“但国家需要,那你怎么办?!”       

  有关单位的领导来看望孙家栋夫妇时,恳切地对魏素萍说:“魏阿姨,我们知道您有意见,但这个任务就只能他来做,他坐在那里,就是无形的支持。”       

  “50年都没有聊的时间,也没话题。”魏素萍说,孙家栋回到家,说的不是废话就是跟工作有关,有时候甚至一句话都不说,她闷的时候只能对着墙说。

  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魏素萍没有给丈夫打电话,孙家栋没来电话她也不生气,一个人要了个板车自己去了医院,孩子出生时孙家栋也不知道。护士看不下去,都是航天系统的,直接给孙家栋打电话,“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个大胖姑娘,不过来看看?”       

  孙家栋心里有歉意,但嘴上不说,时刻找机会弥补。一次出差,他跑到专门卖女鞋的店,想给老伴买双鞋。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张纸,是在家时候比着老伴的脚画好,剪好带在身上,在场的人既惊讶又感动。       

  有一年,魏素萍因为脑血栓身体半边麻木,胳膊和手不听使唤,但一年后,她奇迹般地康复,这一年里孙家栋的体重减了20斤。

  在魏素萍眼里,“这个人头脑就是简单,除了工作,其他都不想,还是个英雄?” 

  但她又说:“下辈子还嫁给孙家栋。”

  穿戴普通,冬天头上扣着一顶有些褪色了的红色毛线帽,孙家栋看着就是个平常老头。2007年,“嫦娥任务”后,孙家栋回到北京,和老伴出门打出租车。一上车,司机就看出来了,问,“您是搞航天的吧?”然后又加了一句,“我特别爱好航天。”

  让给自己50年的航天生涯打个分,他怎么样也不肯。后来实在拗不过,他说要是5分制,就打3分。打完分,他很不好意思,“自己已经感觉打得很高了。”    他说,航天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一部分。中国航天事业对民族而言太重要了,在航天这个团队里,自己愿意有多少力尽多少力,决不保留。       

  从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的路上,这个航天老人的传奇仍在继续。 

 

(责任编辑: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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